江禹烈(1899～1926)，原名江家輝，字甸之，武夷山市城關人。父親繼承祖業(yè)，經營協泰鹽店，兼管十幾畝田產，母親掌管家務。江禹烈上有長兄，下有4個弟妹。8歲時，他跟二伯讀私塾。17歲時，他進入縣立高等小學。

19歲時，江禹烈遵照父命，與仙店的農村姑娘周坤娥完婚。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兒。這年夏天，他考入福州省立第一中學，苦讀四年，學業(yè)猛進。他經常和崇安縣同學衷志純等人到崇安革命老前輩潘谷公家中面聆教誨。潘谷公當時在福州擔任進步報紙《民國日報》的主編，經常以犀利的筆鋒抨擊地方軍閥的劣跡，深受民眾歡迎。江禹烈面聆教誨后，,初步認清挽救中國必須鏟除軍閥、打倒列強的道理。在福州聲援五四運動的各項活動中，他表現得活躍、熱情。從此，他更加關心社會問題，抱定上北京鉆研工業(yè)科學救國濟民的鴻鵠大志。

1922年，江禹烈的家境已經中落。在他的哀求下，父親只得變賣家中的部分田產，湊足用費，資助他考入北京國立工業(yè)大學。1923年，他在校參加了李大釗領導的“驅彭(允夷)斗爭”和抗議皖系軍閥殺害京漢鐵路工人制造“二·七”慘案的政治斗爭。這年暑假，江禹烈在家鄉(xiāng)崇安和楊峻德、衷志純數十名閩北籍在外求學的同志組織了“建屬六邑國內外留學同志會”，并發(fā)表《宣言》，主張從文化宣傳著手，啟迪民智，打倒一切惡勢力，改造社會。他在自己家中辦起暑期學校,向工農群眾宣傳革命思想,把北方的革命火種傳播到家鄉(xiāng)崇安。

1925年4月，他在北京國立工業(yè)大學三年級，與福建籍在京同學共同辦《閩燈》雜志，聲稱該刊“于軍閥惡棍之橫行，努力攻擊；青年思想之灌輸，不遺余力”。還在全國各地設立代購點，革命火種播得更為廣遠。這年暑假，他在家鄉(xiāng)崇安與回鄉(xiāng)的進步學生共同組織“五卅”運動反帝大宣傳。假期還沒結束，他就告別剛剛分娩的妻子，重返北京。

1925年10月7日，中共北方區(qū)委和共青團北方區(qū)委聯合發(fā)出《告工農、學生、軍士書》，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與段祺瑞政府勾結，召開關稅會議,0反帝統(tǒng)一戰(zhàn)線。青年學生們示威滸，江禹烈立即投進游行隊伍，并加入“學生軍”及“北京革命學生敢死隊”。同年11月28日，北京爆發(fā)以推翻段祺瑞政權和建立“國民政府”為目的的革命運動——“首都革命”。江禹烈作為學生敢死隊的成員，和工人保衛(wèi)隊并肩走在群眾隊伍最前面，在李大釗的率領下毅然向執(zhí)政府前進。群眾隊伍包圍了執(zhí)政府，趕跑了警察總監(jiān)，占領了警察局和郵電局。這年年底他在北京工業(yè)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定，江禹烈也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3月，馮玉祥的國民軍擊敗北洋奉系軍隊。日本為了維護帝國主義的利益,公然出兵干預。3月12日,兩艘日艦駛進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國民軍開槍還擊，日本駐華使館便向執(zhí)政府提出抗議，并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國駐華使館，借口維護辛丑條約對執(zhí)政府施加壓力。3月16日以八國政府名義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在中國共產黨和李大釗的領導下，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立即在北京展開。3月17日下午3時，北京大學、北京工業(yè)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200余所學校及其它團體的代表400余人，在北京大學三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3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國民大會。18日上午10時，北京總工會、總商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和各校學生5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抗議八國最后通牒，要求驅逐八國公使出境。正午，2000多名群眾開始示威游行，李大釗、陳喬年、趙世炎等中共黨員參加了示威游行。陳毅和中共北京師范大學支部書記黃道以及邵式平等學生領袖，也率隊來到執(zhí)政府門前的大空坪上。李大釗、王荷波緊靠大門左邊石獅子左側，站在隊伍最前面；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員會書記樂天宇帶領西部各團體站在第二列的最前面。作為中共北京工業(yè)大學支部書記的江禹烈，帶領該校隊伍站在第三列最前面。如臨大敵的執(zhí)政府衛(wèi)隊竟然向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開槍，江禹烈首當其沖，口部中彈，撲倒在地,壯烈犧牲，年僅28歲。同時犧牲的還有女學生劉和珍等，共41人。魯迅曾為此撰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以表哀悼。41名烈士的遺骨葬于圓明園“三?一八”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