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較早論述程朱理學與宋代服裝關系的是周汛、高春明先生的著作《中國歷代服飾》。他們在該書宋代部分以“程朱理學影響下服飾趨于拘謹和質樸”為標題，接著提出：

宋代衣冠服飾總的說來比較拘謹和保守，式樣變化不多，色彩也不如以前那樣鮮艷，給人以質樸、潔凈和自然之感。這與當時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狀況，尤其是程朱理學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

又進一步闡述：奠基于程顥、程頤而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理學，又叫道學，號稱是繼承孔孟道統的，它強調封建的倫理綱常，提出所謂“存天理”而“去人欲”。在宋代，理學逐步居于統治地位。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人們的美學觀點也相應變化?！诜椛系姆从掣鼮槊黠@，整個社會輿論主張服飾不應過分豪華，而應崇尚簡樸，尤其是婦女服飾更不應奢華。

他們認為，一，宋代的服裝比較拘謹和保守，式樣變化不多，色彩不夠鮮艷。二，宋代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程朱理學在宋代逐步居于統治地位。

數年后，趙聯賞先生在《宋代儒禮思想與服飾制度》—文中，進一步將宋代的服裝與理學聯系起來。他說：宋代的服飾制度，從整體上看是比較繁雜而保守的，似乎相當一部分服飾（官服）都外溢著一種古制的遺風，給人一種質樸、自然的復古感覺。宋代服飾這一風格的形成，與其統治者將儒學思想和宋代理學思想作為官民生活與行動準則的作法，有著密切的關聯。

他還提出：理學的興起與繁榮既是北宋時期社會生活全面“復古”的必然結果，也為這種社會需求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托。

宋代的服飾制度在按照古制禮儀之道厘定之后，又多次進行修訂，以靠攏統治者界定的“天理”，從而使宋代的服飾制度形成了一個盡求古制、追求等序、自上而下、由尊至卑、由貴至賤，等級劃分十分嚴格的制度體系，其繁雜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朝代。

他認為，一，宋代的服裝比較繁雜、比較保守，形成了盡求古制、追求等序、自上而下，等級劃分十分嚴格的制度。二，北宋的社會生活全面復古。三，“理學的興起與繁榮”為北宋社會生活的全面復古提供了“理論依托”。

姚偉鈞先生在《中國文化對傳統服飾的影響》—文中，基本上轉述周汛、高春明先生的觀點。他這樣寫道：儒家思想對服飾也有較大的影響，特別是宋代的程朱理學。它強調封建的倫理綱常，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在服飾制度上，表現為十分重視恢復舊有的傳統，推崇古代的禮服；在服飾色彩上，強調本色；在服飾質地上，主張不應過分豪華，而應簡樸?！梢?，在程朱理學影響下，宋人的服飾是十分拘謹和質樸的。

綜上所述，可知以上數位學者認為宋代的服裝“比較”拘謹、質樸、保守，或者“十分”拘謹、質樸，有的還認為北宋的社會生活“全面復古”，而這一切都是因為理學影響的緣故。

宋代服裝的新特點

據筆者所知，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宋代的社會生活比前代更加豐富多彩。宋代的服裝也并不拘謹和保守，而是異彩紛呈、絢麗多姿。與前代相比，宋代的服裝有如下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在宋代的現實生活中，民間往往突破朝廷規(guī)定的等級制度，穿戴的衣冠上自皇帝、貴族、百官，下至士人、平民，沒有絕對的嚴格差別。比如隋、唐時期的幞頭，發(fā)展到宋代，已成為男子的主要首服。人們一般都戴幞頭。只是皇帝和官員的幞頭背后，裝上兩腳，用鐵絲或琴弦、竹蔑等為骨，一般為直腳。從宋初開始，直腳逐漸加長至三尺左右。官員一般身穿“公服”，這是一種圓領、大袖、下裾加一橫襕的長袍。宋初規(guī)定三品以上公服用紫色，五品以上朱色，七品以上綠色，九品以上青色。宋神宗時，改為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緋色，九品以上綠色。到南宋時，由幞頭改用幅巾，甚至武將岳飛也以包裹幅巾為尚，冠帽之制漸衰。同時，百官的衣服由公服改為紫窄衫。紫窄衫原是軍校的服裝，官員為了應付“戎事”，行動方便，都穿此服。趙彥衛(wèi)說：“至渡江，方著紫衫，號為‘穿衫盡巾’，公卿皂隸，下至閭閻賤夫，皆一律矣”。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朝廷下令禁止士大夫“以戎服臨民”，從此“紫衫漸廢”。于是士大夫改服白色的涼衫，“以為便服矣”。到宋孝宗乾道初年（1165年），有官員上疏指出，涼衫“有似兇服”，官員用以交際、居官、臨民，“純素可憎”，請求加以禁止，規(guī)定除乘馬道途許服外，不準服用。如穿便服，準用紫衫?！白院螅瑳錾乐挥脼閮捶印?。

北宋和南宋時許多地方曾出現過服裝上下混亂的情況。宋哲宗至徽宗時人張耒在《衣冠篇》中說，當時胥徒的冠服與知州、縣令相差無幾，公卿大夫與武官、技術官的衣冠沒有太大區(qū)別。宋孝宗時人梁克家說，“福州地區(qū)三十年前自縉紳而下”，“衣服遞有等級，不敢略相陵躐”。而后“漸失等威，近歲尤甚，農販細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婦女至用背子、霞帔”。朱子也說過：“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到南宋末年，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民間“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體舊規(guī)，裹奇巾異服，三五為群，斗美夸麗”。年輕的“晚年后生”追求新異，自然喜愛新潮服裝。這些情況顯示，原來按照規(guī)定只能穿白色和皂色服裝的庶人、公人、商賈等，常常違禁穿戴官員才有資格穿戴的衣冠，而許多年輕人更是不時推出新式服飾，所以朝廷越是不斷下令禁止百姓“逾僭”，越是證明這種“逾僭”的嚴重性和普遍性。

其次，崇尚素雅和大方、新穎。文化的發(fā)展使人們對衣冠色彩的愛好，從鮮艷和單純改變?yōu)榉睆投鴧f調，對比色調日趨穩(wěn)重和凝煉。宋代的服裝，除官員的公服以外，民間一般服裝更多地使用復雜而調和的色彩。當時出現了印花的絲織品，在木板上雕刻圖案，然后印在絲織品上，稱“纈帛”。又出現了加入金線編織的絲織品，稱“銷金”。織錦也進人了全盛時期。盡管官府三令五申，禁止民間雕刻和買賣纈板，禁止服用“皂斑纈衣”，禁止民間男女穿戴銷金衣帽，但并未奏效。宋徽宗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大相國寺內，有尼姑公開出售“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宋孝宗時，知臺州唐仲友在州衙召集工匠“雕造花板，印染斑纈，凡數十片”，運回老家彩帛鋪使用?！秹袅讳洝防镆裁鑼懥四纤魏笃谂R安府大街上有“銷金裙”“段（緞）小兒銷金帽兒”“挑金紗異巧香袋兒”等出售。

徽、欽時期，民間服裝在色彩、款式、圖案等方面出現了新的風格。宣和年間（1119—1125年），士庶競相以鵝黃色為腰腹圍，稱“腰上黃”。婦女的便服，不施袊（襟）紐（結帶），緊身短小，稱“不制衿”。開始從宮廷外傳，迅速傳遍全國，婦女“皆服之”。婦女的鞋底呈尖形，用雙色合成，稱“錯到底”。宋欽宗靖康初年（1126年），汴京婦女的首飾、衣服、絲帛等備有一年四季的節(jié)日禮物或花卉，稱“一年景”。這些新式服裝的競相出現，表明當時民間已形成了一次突破服裝舊格調、舊樣式的新高潮。顯然，這是當時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產物，是一種社會進步的現象。南宋時，有些文人視之為奇裝異服，斥之為“服妖”，與北宋的亡國聯系起來，是沒有道理的。

第三，吸取周鄰少數民族的長處。宋代漢族人民充分吸收了周鄰少數民族服飾的優(yōu)點。宋仁宗、徽宗時，曾屢次下詔禁止士庶和婦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裝飾。如仁宗慶歷八年（1048年），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裝，裹番樣頭巾，著青綠，及乘騎番鞍轡，婦人多以銅綠、兔褐之類為衣”?；兆诖笥^四年（1110年），又下詔說：“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zhàn)袍，系番束帶之類”“宜嚴行禁止?！闭推吣辏?117年）和宣和元年（1119年），又兩次下令禁止百姓穿戴契丹人服裝，如氈笠、釣整（即婦女的襪褲），違反者“以違御筆論”。這說明違禁者極多，已呈難以禁絕的趨勢。契丹服裝的顏色，如“茶褐、墨綠諸品間色”，也在這時傳人汴京，為漢族服色增添了新的色調。

必須指出，持宋代服裝拘謹和保守論者，主要列舉皇帝的冕服制度和進賢冠制，認為每次對冕服進行更改，都是以進一步恢復古制為原由。其實，所謂冕服只是皇帝在舉行郊祀等重大典禮時穿戴的袞冕，百官的袞服也只是指朝服和祭服，進賢冠是朝服幾種冠中的一種，平時很少穿戴。

朱子主張服裝要簡便，反對復古

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在社會生活方面，朱子是現實主義者，不是理想主義者。他對于當時的服裝，并沒有提出過恢復古代制度的主張。恰恰相反，他主張衣冠要“便身”和“簡易”，否則自然而然會被淘汰。他在與學生們討論喪服時說：“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逾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復，使之簡易，然后可?！闭J為衣冠首先要“便身”，如要推行一種新的衣冠制度，應以現行的衣冠為基礎，參酌古代的制度，去掉重復，使其簡易，然后可以通行。他還以“期喪”時期的帽子為例，指出持服時不妨暫且“依四腳帽子加绖（“绖”即喪服上的麻布帶子）”。這種帽子“本只是巾，前二腳縛于后，后二腳反前縛于上，今硬帽、幞頭皆是。后來漸變重遲，不便于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個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碧岢鲆鹿谝┐鞣奖?，而且費用還要便宜，否則只能流行一時，不久就會被人們丟棄。

朱子在談及宋代服裝的淵源時，明確指出：“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后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比缭硌ブ悺澳松像R鞋也，后世因襲，遂為朝服”。又指出宋代皇帝和官員的公服始于隋代：“隋煬帝游幸，令群臣皆以戎服，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上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這種“戎服”到了唐代就成為“便服”，又稱“省服”；再到宋代，便改稱“公服”。唐初的“便服”原來衣袖很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他還指出，宋代吏人所戴的冠，就是唐代官員朝服中的“幞頭，圓頂軟腳”。士人所穿的服裝，在宋徽宗宣和末年（1125年），京師的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爸炼山?，戎馬中，乃變?yōu)榘讻錾?。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后來軍興，又變?yōu)樽仙溃匀址病?。至于古人的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他從中國傳統服裝演變的歷史總結經驗說：“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憋@然，朱子較為透徹了解漢族的服裝是不斷變化的，所以他反對衣冠恢復古制，同時主張區(qū)分華夷（“夷”指周鄰少數民族），還有是要節(jié)省費用，穿著方便。

朱子針對當時“衣服無章，上下混淆”的現狀，提出現在即使不能“大定經制”，也應暫且“隨時略加整頓”，這總比“不為”即無所作為要好。他的整頓設想有：“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余皆仿此，庶有辨別也。”主張將小衫的顏色改成與公服一致，以便各級官員和胥吏等易于識別。

除此以外，朱子并沒有主張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全面實行古制，也就是全面“復古”。他曾經反復對自己的學生指出：“禮樂廢壞二千余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薄肮哦Y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庇终f：“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jié)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認為古禮過于瑣細繁冗，不過具文，即使在當時也“未必盡用”。到二千多年以后的宋代，自然更難實行。所以，他認為，只能以宋代當時人們所通行的禮制為基礎加以刪修，使之適合“今人”的需要。由此證明，朱子并沒有提出過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全面恢復古代的禮制。

不可過高估計程朱理學對宋代社會生活的影響

有的學者強調理學思想的“興起和繁榮”（“繁榮”一詞似應改為“廣泛傳播”更為確切）導致了宋代社會生活的全面“復古”。筆者以為，此處宋代理學僅指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對宋代社會生活的影響并不像這幾位學者想象中的那么嚴重。首先，程顥、程頤的理學上距北宋開國百余年后，晚至宋神宗、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4年）在社會上一度傳播，但影響較小。到哲宗紹圣間（1094—1098年），尤其是在徽宗時，程頤備受迫害，名列“元祐黨籍”，一度被官府“收押，轉送涪州（今重慶涪陵）編管”。程頤家中的田產被官府籍沒，到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程頤已是“既老且病貧窶特甚，幾無以為生”。朝廷還下令嚴禁其“聚徒傳授”，各級學校也不準教授“元祐學術政事”。在宋神宗朝（1068—1085年）和宋哲宗紹圣、元符（1098—1100年）間以及宋徽宗朝（1101—1125年），是王安石“新學”盛行的時期，在各級各類學校中，“非（王安石）《三經義》、《字說》，不登幾案”。羅從彥也說過：“當是時也，（王）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愿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余澤淪人肌膚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边@說明二程的理學在北宋并沒有占據統治地位。

其次，在南宋時期，朱子的理學只在后期五十來年內真正被定于一尊，在學術思想、社會生活中產生影響。在南宋前期即宋高宗朝，趙鼎在紹興四年至八年（1134—1138年）任相期間曾經推崇程頤的理學，科舉考試“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秦檜在紹興元年至二年（1131—1132年）和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1155年）兩次任相期間，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朱子的一生共71年，在地方或入朝真正擔任差遣（實際官職）的時間并不多，充其量共九年，實際不過七年稍多，立朝僅四十天。其余近四十年時間，他大部分擔任監(jiān)司或主管、提舉宮觀一類的閑職，只領不多的俸祿；另一部分時間待缺。此外，他還辭去了許多官職。這樣，他就保證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去潛心學問。但是，在他治學和從政的半個世紀中，絕非一帆風順，而是歷盡坎坷。宋孝宗時，他受到過政治上的兩次打擊。宋寧宗時，再次受到了政治上的嚴重打擊，前后持續(xù)了五年多時間。慶元六年（1200年），抑郁而終。直到嘉定元年（1208年），宋寧宗下詔為他平反昭雪，次年又在賜謚曰“文”的公文中肯定朱子在思想學術上的貢獻。但真正充分重視程朱理學，并使之取得思想學術方面的統治地位，則要遲至南宋后期的宋理宗朝（1225—1264年）。所以，程朱理學真正在思想學術領域和社會生活發(fā)揮作用，是在南宋后期的五十來年內。由此筆者以為，過高估計程朱理學對宋代社會生活的影響是不符合史實的。

作者：□朱瑞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