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武夷山朱熹園時提出：“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何推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這是時代課題。或許我們能從朱子繼往開來的作為中得到啟示。

繼往開來是朱子首創(chuàng)的詞，更是朱子畢生的追求。王陽明評價說：朱熹的精神氣魄宏大，早年他立志效法圣賢繼往開來。因而他一直在著述上苦下功夫。朱子的著述很多，而《四書集注》則是其繼往開來的最好寫照。

“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著作的總稱。最早提出“四書”概念的是北宋的程顥、程頤。然而，二程只是提出了基本的思路，尚未作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受二程的啟發(fā)，朱子對《四書》高度重視，為精益求精地理會《四書》耗費了四十多年的精力。先后著有《論語集解》《論語要義》《中庸集解》《中庸章句》《大學集解》《大學章句》《孟子集注》《孟子或問》《四書或問》等。這些著作在撰寫過程中，又經(jīng)過不斷修改完善，才結集成為《四書章句集注》（后簡化為《四書集注》）。而后，又復修改、完善，直至臨終前還在修訂。朱子的《四書集注》閃耀著繼往開來的精神氣魄。

一、立繼往開來大志，開創(chuàng)“四書”經(jīng)學時代

在中國經(jīng)學發(fā)展史上，漢唐及之前的儒家學者對“六經(jīng)”（即孔子整理的《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合稱，其中《樂》已失傳），很是頂禮膜拜，而且喜歡采用對“六經(jīng)”的訓詁方法來治經(jīng)，不太注重通過治“六經(jīng)”來闡發(fā)義理。北宋開始，儒家學者逐漸重視“四書”中經(jīng)學的價值。朱子集先賢學說之大成，首創(chuàng)“四書”合集之名，主張“四書”重于“六經(jīng)”，大力倡導《四書》學，成了經(jīng)學史上劃時代之舉。故而有學者認為，北宋之前為“六經(jīng)”時代，南宋以后為“四書”時代。

朱子之所以強調“四書”重于“六經(jīng)”，是認為“四書”直接體現(xiàn)了圣人之道，而“六經(jīng)”不過是佐證圣人之道的間接材料。朱子指出：“《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還生動地比喻說：“《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他經(jīng)，是打禾為飯”。形容讀“四書”能直接吸取圣人之道，而“六經(jīng)”則與圣人之道相隔兩重，甚至三四重，難以吸取。

當然，朱子主張立“四書”取代“六經(jīng)”訓詁之學，并非否定“六經(jīng)”的價值，廢棄“六經(jīng)”訓詁之學。而是主張：在經(jīng)學主次上，“四書”為主，“六經(jīng)”為從；在經(jīng)學順序上，先學“四書”，后學“六經(jīng)”。朱子強調：“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后去讀他經(jīng)，卻易為力”。由此也可看出朱子在治經(jīng)上既守原則性，又有創(chuàng)新性。

二、守繼往開來正脈，承緒圣賢道統(tǒng)

所謂道統(tǒng)，指儒家圣人之道的傳承脈絡和系統(tǒng)，其發(fā)端于孔子。孔子在《論語·堯日》中，追敘堯以“允執(zhí)其中”之道授舜，舜也以“允執(zhí)其中”之道傳授禹。孟子則進一步追敘：“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闭J為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漢代董仲舒更直接明了地指出：“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見《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Ｌ拼捻n愈詳細地敘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從孔子、孟子至董仲舒、韓愈，都對圣人之道一脈相傳作了闡述，卻未有“道統(tǒng)”一說?！暗澜y(tǒng)”一詞的發(fā)明權屬于朱子。

朱子在其所作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道統(tǒng)”之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自傳有自來矣”。朱子不僅首創(chuàng)“道統(tǒng)”之詞，而且闡明“道統(tǒng)”之義：“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tǒng)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在此，朱子又首創(chuàng)了“繼往開來”之說，把繼承與發(fā)展結合起來，為“道統(tǒng)”說賦予時代的特征，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三、奠繼往開來根基，構建理學體系

朱子理學是龐大的理論體系，其基石就是“四書”學。朱子認為義理蘊涵在“四書”之中，故透過“四書”的注解，一步一步地闡發(fā)義理，使其構建的理學內容不斷豐富，體系不斷完善。

朱子透過《大學章句》闡發(fā)義理。朱子把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大學》的三綱領；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大學》的八條目，指出：“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天，而虛靈不味，以具眾理而應萬事”。強調治《大學》的目的就是懂得格物窮理：“圣人不令人懸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還強調要把“見得道理”，視為治《大學》的第一要務。

朱子透過《論語集注》闡發(fā)義理。朱子認為《論語》一書記載了孔子的言論，其中包含了無窮的道理。朱子就《論語》中的“克已復禮為仁”，逐字解釋：“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復也；禮者，天理之節(jié)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指明：克己復禮就是克制人欲而復歸天理。

朱子透過《孟子集注》闡發(fā)義理。朱子在解讀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之論時”，指出：“心者，人之神，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理又所從以書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蔽而無以盡乎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書，亦不外是矣”。很巧妙地把心性論與天理論結合起來。

朱子透過《中庸章句》闡發(fā)義理。朱子認為《中庸》立言的本意是道出于天，又存于已心，只有下足存養(yǎng)省察的工夫，才能真正達到圣神功化的境界。朱子還將《中庸》的思想，闡發(fā)為天理的本質屬性：“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ト酥?，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敝熳幼プ∫粋€“誠”字，便打通了倫理與天理融合的通路。

朱子透過《四書集注》對義理的闡發(fā)，為構筑理學體系奠定了厚實的理論基礎。

四、揚繼往開來精神，振興書院教育

書院自唐代興起，至宋代鼎盛，然而書院的教材建設十分薄弱。南宋以前多以“六經(jīng)”為主教材，再輔以書院主持者所偏好的讀物。朱子編寫《四書集注》的初衷，除了承讀道統(tǒng)，弘揚義理的目的外，便是試圖改變書院教材上雜亂無章的狀況，以“四書”取代“六經(jīng)”。

朱子晚年寓居考亭，創(chuàng)建了滄州精舍，發(fā)出了“吾道付滄州”的宏愿，并將《四書集注》正式列為書院主要教材，開啟了書院教材建設之先河。此后，南方諸多書院紛紛仿效，掀起“四書”學的熱潮。然而好景不長，慶元二年（1196），朱子蒙冤，被打成“偽學之魁”，其《四書集注》及《語錄》遭禁毀。直到寶慶三年（1227）宋理宗皇帝為朱子平反，下詔：“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發(fā)揮圣賢蘊奧，有補治道。”《四書集注》終于又重見天日。此后，《四書集注》不僅成為全國書院的必修教材，而且流傳東亞，被朝鮮、日本引用為教科書。

朱子不僅精心編撰《四書集注》，而且親自講授和指導《四書》學，強調《四書》學習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朱子在安排“四書”次序上獨具匠心。其門人黃幹對此印象深刻：“先人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后及諸經(jīng)，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及《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jīng)綸大經(jīng)，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朱子還通過書信答疑解惑，指導門生學習《四書集注》，在《朱子語類》中所載的相關書信多達數(shù)十封。

綜上所述，朱子的《四書集注》承緒道統(tǒng)、奠基理學、拓展教化，開辟了新儒學的時代，展示了繼往開來的精神氣魄。在當今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的時代，朱子繼往開來的精神氣魄無疑是值得學習弘揚的。只有守正創(chuàng)新，堅持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才能有效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結合，創(chuàng)建中華現(xiàn)代文明。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